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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5月，我参加了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中国作家》第3期，来组稿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北影厂的两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万家诉讼》，颇感兴趣，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我表示同意，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随后，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但是对方告诉我，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均未能公映，在这种情况下，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结果，这次合作没有成功，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过了3个多月，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说准备将《万家诉讼》改拍电影。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先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做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员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称号。

    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第10期上，这样评价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写得好，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路。中国电影离不开文学，中国电影的繁荣与否和文学繁荣与否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的风格为我们提供的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万家诉讼》这部小说走向了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弗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我国台湾地区一家出版社也以非常优厚的稿酬，出版了我的小说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

    也许应该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

    二???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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