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红色女谍”[1/2页]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乐阅读]https://m.leduxs.org最快更新！无广告！

    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派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潜入中国，与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在隐蔽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德国共产党员汉布尔格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协助中共特科清除叛徒，为杨靖宇的抗日部队传送密码，等等，写下了传奇的篇章。

    鲁特·维尔纳当时的全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hamburger），娘家姓库钦斯基，1907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juergenkuczynski），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人，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这位女作家鲁特·维尔纳。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在上海加入佐尔格小组，1948年她把英美原子弹资料偷给苏联，50年代起就闻名于世界的作家，1990年她的书《索尼娅的报告》全文出版，震惊了整个谍报世界。

    鲁迅在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hamburger）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按照日本人德文发音习惯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这位“汉布尔格夫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即1930年随丈夫是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rudolfhamburger）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她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鲁迅先生的，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之称的里夏德·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初来上海，由于她丈夫有个体面职业，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理查德·佐尔格，从此又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鲁道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到达上海后，汉布尔格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又与苏联最优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接上了关系。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一天，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铲除王斌的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她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

    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作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唯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乘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当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工作。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从上海奉调到此的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正在参加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她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不久，汉布尔格又被召到局里。上级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他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

    1934年4月的第一周，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达上海。

    鲁道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

    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她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它，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

第17章 “红色女谍”[1/2页]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