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红色女谍”[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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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需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购置的香巢。汉布尔格以惊人的低廉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亮着微弱的灯光。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苏联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日本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及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会话。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临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

    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近1.93米），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游荡。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但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苏联方面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前后在中国工作了5年时间，她于1935年10月离开中国。以后，受苏军情报局派遣，汉布尔格先后在瑞士、波兰、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两次荣获苏联红军“红旗勋章”。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艾米尔·尤利乌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与tube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有趣的是成为作家的鲁特·维尔纳，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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