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天津事件”[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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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祁继忠也是一个日本间谍。这些伪造的惊人消息，都是土肥原指令他与外面勾结干的。

    11月8日动乱爆发当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随即下令日租界和附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警戒，占领日本租界外围线，断绝与华界交通。然后，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当天晚上，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川岛芳子（金璧辉）诱骗到长春。

    10日傍晚，日本军方在祁继忠安排下，瞒过所有耳目，把溥仪放进一个敞篷车的后箱里，偷偷送到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然后溥仪穿上日军的大衣，戴上日本军帽，坐着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坐上了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

    溥仪上船后，看见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他们与早已在船上的上角利一等，由十几个日本兵护送，前往大沽口，转由日本商船\"淡路丸\"号于13日到营口满铁码头。溥仪等被奉命在此迎接的关东军大特务甘粕正彦带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溥仪等被禁止与外人接触，由甘粕和上角负责\"照顾\"，坂垣和片仓负责对外联系。

    溥仪被日军掳走的消息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哗然，遭到媒体的强烈谴责。其中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消息，如此预言了日本人对溥仪的打算，其准确性，使溥仪日后深感惊奇：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供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笼，为将来之机械也。

    坂垣等赶紧对外宣布说：\"溥仪因天津暴动而感到自身危险，自动逃出天津，13日10时突然在营口登陆，要求保护\"。

    虽然中国军队镇压了便衣队暴乱，但日本却以“危及日租界侨民生命安全”为借口，要求中国保安队从日租界边界线撤退300米，否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15日，东北军当局在与日方谈判时妥协，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但是日本人仍用大炮轰击了省市政府和公安局。

    第一次暴乱被击溃后，日本侵略者于11月26日再次组织暴乱。便衣队事先潜出日租界，进入天津市区。当晚，日租界电灯熄灭，日军用大炮轰击省市政府以及公安局、电话局，以掩护便衣队进犯。结果，天津保安队又一次击垮了便衣队。

    日本人见其企图破灭，恼羞至极，再次寻找借口，提出中国军队退出天津、天津人民不能有反日行为等无理要求，同时又向天津增兵，以武力进行恫吓。国民政府竟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于11月29日命令主要由东北军组成的保安队撤退到今天的河北区一带。

    最终将士们在一片哭声中撤离了自己的防线，旁观的群众都是垂泪相送。12月1日起，日租界内部分街道电灯开放，日本商人悬挂日本国旗，庆祝胜利，还强迫中国居民也要悬挂日本国旗，否则就要有牢狱之苦，天津保安队的不败而败和日本侵略军的不胜而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这次抵抗侵略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几位中国军人，都被调离天津。

    日本人虽然暴动失败，却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也成功地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天津。此后，日本人又策划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一连串的阴谋事件，直至提出“华北自治”，进而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一步步实现其侵略华北的野心。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讨论日本侵华问题，日本处境孤立。11月16日，日本内阁要求陆军大臣给关东军拍发紧急电报，强调：\"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

    18日，坂垣等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把溥仪秘密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不让溥仪下楼，也不准外人上楼，仍由甘粕和上角等负责\"照顾\"。

    与此同时，日方加紧对建立新政权的详细方案进行研究。1931年9月2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被派到沈阳，向关东军参谋部了解建立\"新政权\"的情况，表示\"疏通意志，在可能范围内提供侧面的援助\"。关东军随即部署研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殖民政策。

    由于创建新政权并非关东军所长，便启用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矾国昭推荐的满铁调查课松木侠为关东军的国际法顾问，日本外务省推荐的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满铁派出大批社员到关东军各部门和\"自治指导部\"等伪机构充任拼凑伪政府的骨干。

    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等也积极参与策划伪政权的筹建活动。10月上旬，内田在去东京之前，曾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谈，并听取参谋们的意见。参谋们希望内田去东京时，帮助解决建立伪政权的问题。于是，内田亲自跑回东京进行游说和策划。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驹井德三与坂垣、石原等完成了一份《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其中规定：关东军成为\"新国家\"的国防军；\"仅为维持治安而在各要地驻扎\"的若干伪军中必须设有日本\"军事顾问\"；\"批准条约时，必须以得到帝国顾问的同意为条件\"。\"在各种政治机关中，也派有帝国的顾问，给予实权，以便指导和监督\"；\"整理税制\"、\"谋求资源开发\"，\"希望和日本之间的进出口均为免税\"。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非常露骨地说，为建立\"新政权\"，必须做到下列三点：

    1.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裂出来；2.将满蒙统一在一起；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质上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三点实际上还并没有囊括正在奉命大举研究\"新政权\"建设问题的日本各方的所有重要主张。例如：当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也提交了一个《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其中强调，日本要作为\"新国家\"的\"直接构成分子\"。久保田中一提出的《方案》强调：中国东北\"主要成分是汉、满、蒙、鲜各民族，他们大体是以经营农牧业为生，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新国家，应当是农业国，这是勿庸置疑的。从理论上，农业国有变成工商业国家即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倾向。但根据需要或通过某种势力阻止上述的自然倾向，使之成为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因而持续存在，这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后来，关东军与满铁合作设立了一个关东军统治部（后来改称特务部），专门负责研制\"新政权\"的相关政策，并负责组织实施。

    当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军事参议官、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被派到中国东北来实地考察\"新政权\"的筹备情况。他前往吉林、沈阳等地同熙洽等密谈扶持溥仪筹建新政权的方案。12月29日，在沈阳大和旅馆设宴招待日本军政官员和汉奸，大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解决满蒙问题\"牢固的决心\"。他宣称：中国东北\"今后只剩下一个政权问题\"，\"未得到日本信赖的政府，即一日不能存在\"。

    南次郎回国后，于1月28日向日本天皇报告了满洲的近况，强调建立傀儡政权的必要性。他在报告中强调：日本应担任这个\"新国家\"的国防，完成吉会铁路的修筑，使日本海变成日本湖，以便日本侵入北满，使日本国防计划焕然一新；日本和这个\"新国家\"共同经营该地区的经济，可以使日本在世界上永久自给自足；如果在这个\"新国家\"建立起屯垦兵制度，可以解决人口问题等等。

    1932年1月4日，锦州陷落后第二天，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催促坂垣或者石原速去东京，汇报关东军方面筹建\"新政权\"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计划。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少壮派法西斯军官发动武装政变，称“五·一五”事件。

    1930年前后，日本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军部与民间法西斯相互勾结，标榜改造国家并以恐怖手段加速法西斯化。1932年2月海军法西斯军人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与桔孝三郎为首的爱乡塾等民间法西斯组织制定政变计划，图谋分4路袭击首相官邰内大臣官邰政友会总部和三菱银行，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在黑暗中建立法西斯独裁。5月15日采取行动，杀死总理大臣犬养毅，其他袭击目标大部未实现。政变失败后，为首分子向宪兵队自首，仅受到较轻的处罚。报刊对其在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大肆报道，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气焰。

    犬养内阁垮台后，短暂的政党政治结束，军部乘机加紧干预政治，加快法西斯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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