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九·一八”事变[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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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万宝山事件”，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的国内反华宣传和右翼组织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叫嚣，及关东军、朝鲜军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东北军方面的高度警惕和担忧。

    当时，日本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有1个师团、6个独立守备队，一个旅顺重炮兵大队和关东宪兵大队。日方宣称总兵力只有10400人，其中，第二师团只有5000人。

    但据张学良《致外交部报告东北情况电》：\"当时日军第二师团为14760名，守备队5400名，宪兵分遣队2561名，飞机52架，人员1100名，铁路界内警察1483名，连同领事馆所属警察，共3051名。\"共计26882名。日本学者战后考证认为，当时日本的兵力为两万余人，是可信的。

    在张学良属下的东北军和热河省方面，有正规军总计27万人，非正规军12万人，共计约40万人。其中，在日军2万多人集中的辽宁省，中方有兵力约17万人。比较而言，中方军队虽然武器装备有悬殊，但总兵力上远远优于日方。但是，由于参加中原大战，张学良亲自率领7万正规军入关，关外战斗力大为减弱。

    由于日本方面的挑拨，石友三和阎锡山发动反张学良运动，迫使张学良于1931年6月又增调4万东北军入关，致使关外的东北军主力仅剩6万余人。在九一八事变的奉天当地，中国守军实际上只有驻留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兵力为6800名。事发地的中国战斗部队处于装备和人数的绝对劣势。但在整个东北地区，奉军则有一定的优势。

    张学良入关后，由张作相代行边防军司令职务。7月间，张作相见形势不对，赴北平劝张学良迅速回防东北。10日，张学良致信蒋介石：\"盖东北最后非以武力，难于保持安全。如今日本正期望对外扩张，如成为事实，我国亦必须猛醒觉悟……如不首先停止内战，团结统一，即使到明日，也不能实行团结。\"

    13日，蒋介石以对红军的\"围剿\"战争已经发动为由，拒绝停战。张学良召开最高会议，决定立即返回沈阳。

    但是，19日，石友三宣布就任\"广东政府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当天发出反蒋、反张的通电，从平汉路北上，击败东北军，威胁北平。张学良被迫打消回防念头。

    8月中旬，当张学良又一次向蒋介石报告东北危急情形后，蒋介石于16日回电重申：“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违反不抵抗政策，就是\"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如此开门揖盗逻辑，与日方的强盗逻辑形成鲜明对比。2．孙：关东军并不知道蒋介石的命令，知道了也不会领情，而只会狂喜，立即动手。此所谓\"亲痛仇快\"。」由于张学良没有回防东北，张作相便也不返沈阳，以父丧为由呆在锦州。另一位边防副司令万福麟也呆在北平。关内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日本的战争宣传和军事举动，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强烈反响。1931年7月6日，日本共产党《赤旗报》发表告日本工人农民书，号召反对侵略战争。8月1日是\"反战日\"，日本各地举行反战示威游行，反对军方暴力干涉国家政治，要求裁减军队。

    但是，也就在当天，日本军方进行了异常的重大人事调整，一批主张对华侵略的高级军官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陆军省征募课长今村均调任作战部作战课课长。另由中将本庄繁接替关东军司令职务，石原莞尔以及坂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其中，建川美次一直从事于策划对东北的进攻，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本庄繁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非常熟悉东北和中国情况；石原莞尔绰号为\"日本之脑\"，他和坂垣征四郎都积极主张入侵东三省，前面已提到的很多侵略方案都是出自他手。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1928年初至10月初，日本赴我国东北北部的“旅行团”、“考察团”等各种团体达166个，6180人。他们主要任务是广泛搜集军事情报，为日军编制兵要地志和制定作战计划。网罗收买汉奸、蒙奸、土匪，培植亲日势力。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藏的这份《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应该就是当时的某个“旅行团”或“考察团”人员所作。而1931年5月中村震太郎一行对洮南的兵要地志侦察不过是当时多如牛毛的日军“调查人员”中的一支，他对日本军队的最大贡献，不是他的调查结果，而是因为他的死亡为日本侵占东北寻找了一个借口。

    时至今日，中村的军服、日记及同伙骑兵退役曹长井衫化妆侦察时穿着的“血衣”（中国长衫）仍陈列在靖国神社边的“游就馆”内。中村的戎装相上赫然写着“公务死”。

    不仅如此，日军还将军事地理情报工作做到苏联境内。如1939年《远东苏领主要道路调查志》，1941年《远东苏领北边地志要览》别册《都邑图集》，日军关东军标绘的1：2.5万《东宁附近苏军阵地情报图》等。而诺门坎与苏军一战的惨败使跃跃欲试的日本关东军收敛了锋芒。

    “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军队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劲旅第7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是经陆军军官学校或讲武堂毕业，也有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好，装备也好，所以日军发动事变，把7旅作为主攻目标。

    7旅的驻地北大营，南距沈阳城三四公里，东距东大营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当日军炸毁铁路时，北大营7旅的官兵已经就寝，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向营房冲来，情况十分危急。619、620和621三个团队迅速集合队伍，准备对付来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命令部队将武器封存，事变发生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家中。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瞠，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甚至还有蒋介石的训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层层“圣旨”，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近7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藩、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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