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北满的火种[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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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很是光火，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1933年初，所在部队被反动武装打散后，张甲洲被开除党籍，但仍从事地下抗日斗争。1937年7月，在富锦中学任教，向广大师生讲述革命道理，并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为其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1937年8月28日，抗日将领祁致中为防止日伪当局对他的迫害，派参谋长李景荫、少先队政委郭革一等去富锦接应其转移，离县城行至董老茂村时，突遭伪地方团队武装伏击。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流血过多而牺牲。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１０００多人，同时，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190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1923年考入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前身——私立蕙兰中学，同年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到同学拥护。在校期间，受《新青年》、《向导》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当年曾经发现培养华罗庚的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中国少了位数学家，却多了位著名的抗联将领。1927年5月，冯仲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２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等职。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６０００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中队长、李仁根任参谋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1933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虽然游击队不存在，但反日同盟会的影响在扩大，日本人也加强了镇压。通过特务打入“朝鲜人居留民会”，使一部分鲜族党员叛变，并摸清了中心县委情况。8月16日晨，日本人包围了县委所在地，鹤立新农庄。不分男女全抓，活埋了青壮年二十多人，中心县委书记老裴头和组织部长崔福贵牺牲了，中心县委受到破坏。只有六十几名党员转入深山亮子河隐蔽起来。至到秋天上级党组织才把汤原县委恢复起来。新的中心县委决定扩大武装，打击日冠。以夏云杰的两支手枪为武器，以亮子河六十几名党员为骨土干，再次成立了汤原抗日游击队。夏云杰任队长，李仁根为参谋长，徐镐头任中队长。当年11月，夏云杰安排小于和徐镐头两人，带两只手枪以买大烟为名，混进当地自卫团院内，乘人不备两人掏出手枪大喊：“不许动！交出枪抗日！”然后一人守在院内一人进屋取枪。潜伏在院外的徒手队员，听到声音一涌进院，缴了自卫队的全部30多只枪。汤原抗日游击队以亮子河为基地，壮大起来。

第40章 北满的火种[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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