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中共满洲省委[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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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党中央和北方区委（后改北方局）先后派马骏、李震瀛等一批优秀党员来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种变化也波及到东北，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北满地委和基层党组织党员由140人锐减至30人，地委主要领导仅剩4人，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才幸免于难。当年6月奉天市委书记任国桢等人也被捕入狱，奉天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7月，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等49名党团干部及革命者先后被捕。吉林、长春等地党的活动也近于停顿。

    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陈为人到东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筹建满洲临时省委（以下简称省临委）。10月24日，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省临委，陈为人为省临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奉天北市场福安里。北市场当时是沈阳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繁华热闹，省委机关设在这里，与三教九流混杂，既利于隐蔽自己，又便于开展工作。

    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是当务之急。满洲省委成立后，委员们各自分工，奔赴东北各地，整顿和发展基层党组织。这些委员非常有战斗力，结果不到两个月，便初见成效：到1928年初，辽宁的旅大地区建立了满铁等10个支部，抚顺成立了特支，营口建立了支部，台安建立了特支；吉林成立了东南特委、长春特支；黑龙江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临时县委。到1928年11月，东北地区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270人。满洲省委于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末，满洲省委举办了3期农运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

    1928年9月，省临委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省临委改为满洲省委。东北各地分散存在、独立活动、缺少联系的党组织变成在省委统一指挥下有机联系的战斗整体。从此，东北地区党的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到1931年末，满洲省委所属组织有特委3个，市委2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12个，区委17个，特支20个，在册党员2132名。

    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满洲省委屡遭破坏。1928年12月，满洲省委在沈阳大东边门外一个工人家中召开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发现，陈为人、吴丽石等13人被捕，省委委员仅一人脱险。危难之际，1929年6月4日，中央派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针对当时严酷的对敌斗争形势，刘少奇提出，要处理好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及时地取消了原定的示威和集会计划，减少了我党的损失。1930年初，刘少奇还送任国桢、赵尚志、李维舟等人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受训，提高干部素质，这些干部后来大都担负了重要的党团领导职务。

    发动群众，危急时刻与工农同呼吸满洲省委成立后，在重建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1928年，满洲省委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大连码头、窑业、盐业、土木建筑、海运、交通、印刷等行业工人大小规模不等的斗争。这股工运风潮很快便涌向东北各地。高峰给记者讲述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那是在1928年初，营口东亚烟草公司1000名职工要求发放工资时将奉票改为银元，以免受因奉票迭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活之苦，但公司只答应给半数银元。工人们对此十分气愤，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工人们举行全厂罢工。面对警察的武力威胁，工人们毫不畏惧，斗争坚持了22天，终于迫使公司让步，答应给每人按95%的比例发放银元。与此同时，沈阳城内12家造纸厂的367名职工为增加薪金举行同盟罢工，全行业起而响应，700名职工坚持斗争了半个月，取得了胜利。

    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视，满洲省委的同志们时刻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1929年8月22日下午，在省委干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按约定时间来到奉天纺纱厂，找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等人了解该厂预定在27日举行罢工的准备情况。奉天纺纱厂位于奉天市郊，比较偏僻，周围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和密密的小树林。这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十几分钟。他们两人就在纺纱厂北门外的小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没多一会儿，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纺纱厂的大门口，只有几个厂警在转来转去，搜寻着什么。刘少奇凭着长期搞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情况有变，便马上决定，不能再等，迅速转移，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厂警发现了他们，并持枪冲来，将他们逮捕。原来几天前，孟坚到纺纱厂同厂里党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等人便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厂方得悉这一情况，立即四处寻找“煽动者”。就在这时，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了。他向厂方告了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最后，经过与敌人的巧妙周旋和满洲省委的全力营救，刘少奇才脱离虎口。

    1927年底，由于官厅用清丈土地的方法向农民们筹饷和掠夺土地，引起全东北农民的不满，磐石农民集合5000余人围困县城，迫使县长让步。1929年冬，台安特支派赵遗先（又名赵甫堂）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宣传反封建和减租的意义，并组织当地农民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并于次年夏组织农民开展了“找价”斗争。当地有个大地主，给雇工的工钱普遍低于别处。农会和妇女会提出条件，必须增加工钱，否则全体罢锄，迫使地主不得不返回少给的工钱。

    在农运工作中，满洲省委注重把失业的工人或正在乡间的工人组织起来，到农民中开展工作，同时还派学生党员去做发动农民的工作，甚至做乡间小学教师的工作，使之发挥启发农民觉悟，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作用。

    面对日寇，保家卫国与东北人民共生死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几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不到5个月，东北三省的主要城镇和绝大部分领土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次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东北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截然不同的态度，9月19日，满洲省委首先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原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说：“据我父亲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在我家里，罗登贤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登贤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罗登贤的话，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坚定了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反抗侵略，并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的信念。

    当时的东北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命令，纷纷组织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为抗日义勇军。对于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满洲省委十分重视。仅1931年末到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济会和反日会成员就达100人以上。在领导与协助抗日义勇军斗争的同时，满洲省委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建立起来了。

    在繁华的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一栋面阔6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静静地矗立在北市场的一角。这里就是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热闹的皇寺庙会相比，这座显得静谧的老房子院落，并没有淹没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因为，这里的块块砖瓦，都记录着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戳穿日寇侵华野心。当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旧址虽只有几间普通的屋子，但辐射的却是全东北———北到哈尔滨、满洲里，南到大连。她点燃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烈火。屋子彻夜亮着的灯火，照亮了东北地区黎明前的黑暗。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侵略的狼子野心，中共满洲省委就已经注意到了，并始终密切关注着日军的侵华动向。1931年春天，中央在满洲的巡视员罗登贤及中共满洲省委将这些情况向中央作过汇报。“九一八”事变前4个多月，即1931年4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组织军事演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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